时间的纹理｜一场关于民国摄影的精神漫游——紫荆摄影协会活动回顾

摄影作为一种外来的视觉观看方式，其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与开花，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关心中国现代摄影以及中国现代艺术发展的国内外人士的重要关注所在。——顾铮（中国著名摄影评论家）

刘徽老师在正式讲座前提到：摄影史是视觉史，首先从读图，建立视觉印象开始，再而建立摄影作品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关系。

现在，就让我们正式进入刘徽老师精彩的讲座回顾。

摄影作为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它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并非一蹴而就，摄影本身经历了从“展示”到“展览”的复杂转变。民国时期的摄影在不同展示空间内，被赋予了作为工业产物、消费品、艺术创作媒介等等多元的身份意涵。

清末民初时期，首先是照相馆这一新兴行业在中国的出现，为摄影在公众领域的推广和传播提供了最初的有利条件。（清末民初拍照昂贵。据记载，当时拍全身照需1～2元大洋，拍摄并放大一张24英寸彩照需要12元大洋，约400斤大米，非一般人可问津。）

下图为：上海丽华照像放大公司门前，拍摄时间为1900年前后（清代上海丽华照像放大公司位于上海南京路劳合路转角处）。

下图为：清末上海老城厢地区老宝华照相馆，约摄于1905 年到1910 年间。影楼栏杆上贴着名妓的照片，从街上就可以看到。幌子上书“精究照相，随形放大”。

上海照相业“四大天王”之一的耀华照相馆老板施毓明（别名施德之）积极探索光影造型，主张“以黑出白”，所摄人像层次丰富立体感强，并擅长放大巨幅照片。在1900年巴黎博览会上，上海耀华送展的照片获得奖项，成为清末中国唯一在世博会上获奖的照相馆。

下图为：女子全身照上海耀华照相馆，10×14 厘米，1905年前后。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大家从老师的详细讲解加上丰富的图片说明，为我们了解民国时期中国摄影的发展脉络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摄影以最初的城市照相馆为原点，上海王开、武汉品芳，广州艳芳等影楼用布景与人工光影定格市民肖像，橱窗里陈列的月份牌广告则悄然推动摄影商业化。

艳芳照相馆是1912年，由三位小伙子合资在广州惠爱中路（现中山五路）创建，当时号称“省港艳芳照相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广州最著名的照相馆，没有之一！

1927年，鲁迅先生南下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他和许广平、蒋径三在广州艳芳照相馆合影，现珍藏于鲁迅纪念馆。

1924年，陈万里走出影棚，以湿版摄影凝固着眼中的景色，文人画意渗入银盐，中国艺术摄影由此萌芽。同年的6月14日，北京光社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举办了中国第一次摄影展览。影展过后，陈万里筛选出12幅作品，出版个人摄影画册《大风集》。陈万里为《大风集》所写的序言，也是中国第一个摄影艺术宣言。

“摄影不仅须有自我个性的表现，美术上的价值。最重要的，在能表示出中国艺术的色彩，发扬中国艺术的特点。” ——陈万里

1930年代，镜头随时代激流分叉，郎静山以暗房集锦术拼接山水长卷，刘半农著《半农谈影》提出“造美”理论，推动摄影沙龙风潮。而庄学本则背负木质相机深入西南，人类学影像为边地文明存照。金石声用几何构图切割上海摩登光影，而各种摄影画报、期刊的普及让摄影走向了大众。这些摄影期刊是解读早期中国摄影发展历程的重要学术资源，是摄影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见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局面下，摄影独有的纪实特性，促使沦陷区的摄影师们将镜头对准当时战火中的国家现状。各类报刊、画册、摄影展览成为了摄影人揭露战况，激发民众救国热忱的平台。这些提振民族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摄影作品，反映出中、外摄影人在国难时期对个人创作孜孜不倦的追求。

此时，摄影转向为现实主义的显影池，方大曾以1/100秒冻结绥远前线的马蹄扬尘，沙飞镜头下的八路军身影烙成时代徽章，吴印咸在延安用高反差影调重塑红色美学。至1940年代，张才穿梭于上海街头捕捉市井基因，陈嘉震在影棚雕琢新女性形象，战火与都市的撕扯中，摄影已裂变出纪实、商业、实验的多元根系。

讲座的最后部分，刘徽老师分别介绍了民国时期中国的十五位摄影大家及他们的作品解析，分别为：陈万里、刘半农、刘体志、舒新城、陈嘉震、郎静山、张印泉、陈传霖、林苍泽、沙飞（司徒传）、吴印咸、方大曾、庄学本、金石声(金经昌）、张才。